邱江:让肾移植患者活下来活得好
来源:广东卫生在线 | 作者:曾剑萍-广东卫生在线 | 发布时间: 2021-12-29 | 1146 次浏览 | 分享到:
“肾移植不仅要解决患者能不能活,还要保证移植后活得好。”邱江说,每一次移植背后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他希望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能拥有更多灿烂的笑容。

7月的某天清晨,阳光明媚。洗漱完毕,穿上熨帖得体的衬衫西裤,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移植科主任医师邱江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对邱江来说,这天平常又不平常:他要用创新术式开展一台复杂的肾动脉瘤切除+自体肾移植手术。


患者是51岁的许先生,体内肾动脉分叉处长了个动脉瘤,位置特殊,无法进行介入治疗,只能依靠外科手术。以往这个部位的动脉瘤要从腰部或者上腹部开一个切口,将肾脏取出,在离体状态下切除动脉瘤、重建肾血管,再于骨盆处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切口,将修复好的肾脏移植回髂窝处。


此类手术创伤大,康复周期长。这次,邱江决定利用腹腔镜技术在同一个切口完成取肾和植肾,最大限度减小创伤及术后并发症——相较于传统取肾方式,新术式避免了腹部肌肉神经损伤,也无需经过腹腔,以免造成叠加损伤。


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他和团队事先利用3D打印技术1:1重建患者肾动脉瘤实体模型,细致分析瘤体与周围血管的情况,做了精密的手术设计,并进行了手术预演。


9点,手术间无影灯亮起。在团队的密切配合下,邱江手起刀落,肾脏和自体髂内动脉段切取、离体动脉瘤切除、五支肾动脉分支重建、自体肾移植……每一步都精准无误。7个小时后,他从手术室走出来,才几不可见地松了松绷紧的肩膀。几天后彩超和肾功能提示,许先生自体移植肾脏功能完全恢复。


这一创新成果已刊发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而这并不是邱江首次挑战高难度手术。从医20余年,这位热衷于探索新鲜事物的器官移植专家已主刀各类肾移植手术超过1000例,他不断拓宽边界,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预致敏活体肾移植、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活体供肾切取等多项华南地区和广东省临床新技术,让无数在绝望中挣扎的患者看到新希望。



不知疲倦,越过一座座山丘


中山一院肾移植科医生黄炀是邱江的学生,几乎每天,他都看见导师在结束医疗工作后,拎上运动包走出医院。科室里的人都知道,邱江是健身达人,打得一手漂亮的羽毛球,这也是他工作之外不多的爱好之一。


“外科医生也是体力活,手术一站就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邱江认为,运动是兴趣,也是对抗疾病和岁月的武器,让他在年龄渐增之际依然保持旺盛的精力,不断向肾移植高峰发起冲击。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最有效手段。1972年,中山一院梅骅教授联合其他医院专家合作完成国内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揭开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序幕。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型抗排斥药物出现和移植技术逐渐成熟,肾移植患者生存率不断提升,“千禧年后肾移植患者平均生存期达15年左右。”邱江说。


但仍有因素制约着移植的成功率。邱江介绍,如果移植受体由于输血、妊娠、既往移植史等各种原因导致体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水平升高,医学上称为致敏,属于高危情况,一旦强行移植,受体会立即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而失败。对这部分等待患者,目前国内可选择的措施仅有终身维持透析和等待合适配型的尸体供体。


供肾来源紧缺一直是困扰肾脏移植的最大瓶颈,如果无法解决致敏问题,将限制部分活体肾移植的开展。2009年,邱江针对这一难题开启了攻关,先是收集国外大量致敏患者移植的文献,总结移植后的生活质量,在不断试验中持续优化脱敏方案。


2012年,一位父亲找到邱江。他30多岁的女儿是尿毒症患者,与父亲血型匹配,但交叉配型为阳性,中等以下程度致敏,如果不做处理强行移植必定会出现排斥反应。日复一日的透析让患者痛苦不已,严重的并发症也对其生活造成极大影响。在长时间等待仍难以实现配型后,父女俩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中山一院,希望有新的解决办法。


“我们评估后,觉得可以尝试预致敏抗体清除方案。”邱江说。此前,全国还没有医院成功在术前交叉配型反应阳性患者脱敏后进行移植手术的经验,几年的研究积累让他拥有足够的信心,患者和家属的积极支持也让他觉得可以拼一把。他向患者说明了国外预致敏肾移植现状、术后排斥风险,长期生存效果等情况,还去做了伦理报备,之后就全身心投入到术前脱敏治疗和手术准备。


最终,当一颗来自父亲的肾在女儿身上恢复运作功能,全国第一例预致敏活体肾移植成功了。此后,邱江团队又为10多例术前预致敏病例进行移植手术,最长随访已经超过9年。


2015年1月,随着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仅剩亲属活体捐献和公民逝世后捐献两条途径。然而潜在的活体供者中,大约有30%的供者与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即供者血型和受者血型不符合输血原则,这使不少有亲属捐肾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失去了获得移植的机会。


“ABO血型抗原是导致排斥反应的最强抗原之一,如无特殊处理进行血型不相合肾移植,必然发生排斥反应,几分钟内就能把移植的肾彻底摧毁。”邱江指出,过往,ABO血型不相容是肾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症。后来他研究发现,跨血型移植的风险主要在移植早期,如果早期够顺利通过,远期效果跟一般普通移植没有区别。


“难点在于,一是要在术前清除受者体内针对供者的血型抗体,使其降到安全水平,二是要在术后抑制受者体内血型抗体的反弹。”邱江说。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试验,2015年,他率先在广东省内开展跨血型肾移植,借助新型免疫抑制剂以及脱敏疗法,成功将一位父亲的肾移植到患有尿毒症的儿子身上。


为了减少对肾移植供体的创伤,2019年,邱江又带领中山一院肾移植团队在已经开展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基础上,成功实施华南地区首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取肾的亲属活体肾移植术,历时一个半小时,出血仅20毫升。





“作为医生,我们不断研发创新治疗技术提高治疗效果,就是为了能给患者以及器官捐肾者更多的希望。”邱江说随着无缺血器官移植时代的到来,他正在中山一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何晓顺的带领下,向无缺血肾移植发起进攻,至今已成功实施3例。同时,他还致力于肾脏再生、修复和肾脏替代治疗的基础和转化研究,以期不断提升移植受者的术后生存年限和生活质量。


就这样,喜欢运动的他不知疲倦地奔跑,越过一座座山丘,再回头已站在肾移植领域高峰。

 


从儿科医生到肾移植专家


尽管站在了肾移植领域峰顶,但这并不是邱江从医的最初选择,只是一路走来,总有人在恰当的时候指引他通往更远更深处。


高中时,一向与自己亲厚的小学老师病重,让邱江萌生了从医救人的想法。1991年,他考上同济大学儿科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合并更名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临床磨练4年,邱江决定报考中山医科大学小儿外科,读研深造。第一年,分数上了线,但招收名额有限,遗憾没被录取。第二年,正当他想再接再厉时,时任儿童医院副院长余明华找到他,说自己有个同学在中山大学泌尿外科做肾移植研究,要招研究生,问他要不要尝试下。


邱江是个电子产品迷,对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探索欲望,此前虽然一门心思扑在小儿外科,但未知、充满神秘感的肾移植领域也吸引着他。他想,“如果涉足了肾移植,以后也可以开展儿童肾移植。”


抱着这样的念头,邱江报考了肾移植专业,拜入时任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陈立中教授门下——他是梅骅教授的学生,也是国内肾移植领域领头羊之一。


邱江满怀好奇,第一次在手术室观摩手术,他被震撼了。“不同个体间的器官存在严重排斥,这个问题怎么克服?”带着一个个疑问,邱江一路前行。


研究生毕业时,感恩于儿童医院的培养与支持,他决定回到小儿外科,导师陈立中却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留在中山一院,邱江陷入了两难选择。


关键时刻,邱江在同济大学儿科专业的师长,当时同在广州市儿童医院的一位副院长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有更好的发展,从更大的格局上来讲,未来也能为儿童医院做更多的贡献。”


再三思虑,邱江决定留在中山一院,但与妇儿中心的链接也不曾断绝。2017年,妇儿中心收治了一名3岁尿毒症患儿,血液透析效果不理想,便邀请邱江和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主任王长希支援,开展了该院第一例儿童肾移植手术。“实现了在儿童医院开展肾移植的想法,也没有辜负师兄的期望。”邱江笑着说。






邱江一路披荆斩棘,自然少不了导师陈立中的助力。“这么多年来,无论是职称晋升,还是外科技术创新,我工作的每个关键阶段都跟导师的扶持分不开。”他说。


2012年,邱江联合泌尿外科开展腹腔镜微创取肾手术时,全国90%以上还是开放手术。虽然微创手术创伤小,患者恢复快,但创新术式也意味着未知风险。“最怕是术中出现大出血或者其他紧急损伤情况,这时医生必须及时转成开放手术,处理并发症,避免出现休克死亡、脏器损伤等严重后果。”他回忆说,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在旁坐镇,年轻医生难以支撑。


后盾就是陈立中,前10例腹腔镜微创手术,陈教授直接搬了把椅子坐在手术室,他不操刀,也鲜少出声干扰,却是最让邱江安心的存在。直到弟子能熟练应对风险,那把椅子才搬离。


“做事要有责任心,踏踏实实,善始善终。”导师的谆谆教诲如今已经成为邱江人生路上的座右铭,并一路传承下来。助手阮和欢说,日常生活中,邱老师态度随和,亲切得像朋友,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手术台上格外严谨。


“他对手术要求特别高,又非常有耐心,在需要注意的地方,都会细心讲解。”黄炀说,邱老师格外注重手术操作细节的培养,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缝合打结,都会以最严格的标准执行。



我会尽力,不让患者进ICU


20多年来,邱江给无数患者带来新生活,幸福与满足感萦绕心头。但在医院,生离死别也经常上演,“有些无助时刻过去了十几年,也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不断警醒自己。”


他记得,毕业不久,在重症医学科轮驻时,遇到一位患者在ICU精心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有了起色,但高额的治疗费用压垮了这家人。“我们觉得很有希望,苦口婆心劝说,患者和家属却都选择放弃。”遗憾、无奈、无计可施,年轻的他甚至会想如果自己有很多钱就好了,但最终只能看着患者撒手人寰。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医疗保障系统全面改革,医保覆盖面越来越广,这种情况已经鲜少发生。


“但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手术做好,不让患者进入ICU。”邱江说,即使出现不理想的情况,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都不轻言放弃。


曾有一位患者肾移植后出现感染导致反复出血,4次手术抢救生机仍渺茫。有一次查房后,邱江跟患者弟弟一同进入电梯。在仅有两人的狭窄空间里,这位从陪哥哥前来寻医后一直保持冷静的中年汉子突然一把抱住邱江,崩溃大哭,请求他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把哥哥救活。


面对始终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患者,邱江心里也没有底。但耳边响起的无助哀号又让他心头一阵酸涩,做出了不理智的承诺:“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说,‘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学是未知的,医生从来不会给患者打保票,但那种情况下我……”回想起来,邱江依然难以形容当时的情绪,不过他很确定,“那句话,其实也是在给自己鼓劲。”


信念强的人似乎连上天也在眷顾,在邱江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患者的出血情况止住了,命也保住了。邱江松了一口气,家属不停说谢谢,膝盖弯了几次都被他扶住。


对患者的保驾护航不止于术中。随着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患者不仅仅寄望于延长生命,对生活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比如不少女性肾移植患者就渴望正常结婚生子。


32岁的陈小姐肾移植6年,考虑到生育风险,一直不敢怀孕。随着年纪增长,当母亲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于是向一直随访的邱江求助。


“按国际惯例,肾移植患者最佳孕育期是在术后1~3年,最好不超过5年。”邱江说。详细评估了陈小姐的身体情况后,他决定试一试。


为保证怀孕期间孕妇和胎儿均不受影响,邱江将肾移植后长期使用的免疫抑制方案改为备孕前的常规方案,很快发现陈小姐体质特殊,药物不耐受,反复尝试都无法缓解。他重新查阅了大量文献,参考国外案例多次精细调整,终于找到了适宜陈小姐的个体免疫抑制方案。


但长期用抗排异药物,陈小姐自然受孕几率较低,他又邀请生殖科和妇产科专家联合会诊,经过两次胚胎植入手术终于让她成功受孕。孕期满38周后,陈小姐通过剖宫产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至今,中山一院肾移植团队联合其他科室,已经为30多名女性移植患者实现生儿育女的愿望。“肾移植不仅要解决患者能不能活,还要保证移植后活得好。”邱江说,每一次移植背后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他希望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能拥有更多灿烂的笑容。